讀李翱文

　　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，運用多種手法，由遠及近，曲折寫來，逐漸把文章推向高潮，突現(xiàn)主旨。

　　第一段用欲揚先抑法。所謂“讀李翱文”，主要是寫讀了李翱的《幽懷賦》后的所感所嘆，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層層鋪墊，對比映襯。作者先說讀了李翱的《復性書》的看法。《復性書》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，有上中下三篇，內容是以《中庸》為理論根據(jù)，提出人有性和情兩個方面，認為“情有善有不善，而性無不善也”，要求去情復性。作者認為該文寫得不好，只是給《中庸》作注釋而已，理解能力強的人可以不讀它而直接讀《中庸》，理解能力弱的人則讀它也讀不懂，這樣的文章可以不寫。此純?yōu)椤耙帧薄４握f讀了李翱的《與韓侍郎薦賢書》的看法。作者認為李翱不得志時憤于當世無肯薦拔自己的人，故說這番話，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；但又說信中對韓愈的“好賢”，僅比之于“秦漢問好俠行義之一豪俊”之所為，評論得很恰當。此為“抑”中有“揚”，以“抑”為主。最后才寫到讀了《幽懷賦》后的贊賞。并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時而嗟嘆不已。經(jīng)過這樣的先抑后揚，蓄勢襯托，再來表現(xiàn)對李翱的欽佩之情和知己之感，就顯得更加深摯濃烈。

　　第二段用抑彼揚此法。這段開始并不直接承繼上文，一下子寫明《幽懷賦》的什么內容感動了自己，而是先插入韓愈文章以為對照，似斷而實連。韓愈是歐陽修傾心推崇的人物，這里就肯定地說：“凡昔翱一時人，有道而能文者，莫若韓愈。”可是對他寫的《感二鳥賦》則不以為然。韓愈的這篇賦作于唐德宗貞元十一年（795），當時他仕途失意，三次給宰相上書自薦，都未被理睬，后在離長安東歸的路上看到“籠白鳥、白鶴鵒”西行進獻天子者，就有感而作此賦。賦中說：“感二鳥之無知，方蒙恩而入幸。唯進退之殊異，增余懷之耿耿。”作者認為韓愈的賦只是為自己不得志發(fā)牢騷而已，如果他當時能如二鳥之“光榮而飽”，得意作官，就不會寫這篇賦了。此處抑韓文的目的是為了揚李賦，所以接著說：“若翱獨不然”。筆鋒一轉，就引出李翱賦中使作者產(chǎn)生共鳴的那幾句話：“眾囂囂而雜處兮，咸嘆老而嗟卑；視予心之不然兮。慮行道之猶非。”并肯定李翱為河北藩鎮(zhèn)割據(jù)的嚴重局勢而引起的憂時之心。歐陽修自己也是個以天下為憂的人，他不滿意那種嘆老嗟卑，僅僅為個人遭遇發(fā)泄不平的詩文，所以把不以個人進退出處為念，唯憂國家治亂安危的李翱引為同調，并結合李翱當時的政治情況，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來加以贊頌。由于文章采取了這種抑彼揚此、對照烘托的手法，使行文更加曲折，而對李翱的稱頌也境界更高，分量更重。

　　第三段則用以古聯(lián)今法。此文不是為寫讀后感而寫讀后感。作者惜唐是為了悲宋，贊李翱之賦是為了抒自己之情。所以這段一開始就承接前文，由李翱所處的時代聯(lián)系到北宋當時的現(xiàn)狀：“然翱幸不生今時？見今之事，則其憂又甚矣。奈何今之人不憂也！”作者生活的仁宗時期比李翱所處的唐代中葉，內憂外患的嚴重程度有過之無不及，可是作者認為當權者中沒有人憂慮時局，不僅自己不憂時，還譏笑打擊憂念國運、改革弊政的人，“不以為狂人，則以為病癡子”。作者揭露批判此種“光榮而飽”的人物的行為心態(tài)，鋒芒尖銳而用筆含蓄。最后，作者憤激地說：“嗚呼，在位而不肯自憂，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。可嘆也夫！”千回百折逼出的這兩句話是文章的點睛之筆，也是題旨所在。全文如此曲折跌宕。層層遞進，由彼及此，由古及今，將作者的憂時之心、憤世之意，盡情吐泄，顯得情辭悲愴，感慨濃烈。

　　這篇讀后感屬議論文字，言辭也很尖銳犀利，魯迅就說此文末尾“嗚呼”云云幾句話“悻悻得很”，并把它作為“指斥當路”的“古人并不純厚”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（《花邊文學·古人并不純厚》）。宋代李涂說：“論及時政，子厚發(fā)之以憤激，永叔發(fā)之以感嘆”（《文章精義》二）。還說歐陽修許多文章，“有‘嗚呼’二字，固是世變可嘆，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”（同書五一）。這篇文章里就蘊積著他的深沉感嘆，作者憂世而不能的憤慨和對守舊的當權派的指斥，表達得柔中見剛，詩意盎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