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言五首·其一

譯文

白日真黑夜假誰去分辨，從古到今的事無盡無休。

只喜臧生能騙過圣人，又怎知甯子識破了裝傻的。

螢火蟲有光非真的火光，荷葉上的露水雖圓豈是真珠？

不要燒柴去照亮車馬，可憐的光彩有甚么不同呢？

注釋

放言：意即無所顧忌，暢所欲言。

元九：即元稹，“九”是其排行。他在元和五年（810年）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。其間曾作《放言五首》，見《元氏長慶集》卷十八。

長句詩：指七言詩，相對五言詩而言；五言為短句。

李頎：唐代詩人，開元十三年（725年）進士，詩以寫邊塞題材為主，風格豪放，慷慨悲涼，七言歌行尤具特色。此舉其兩句詩見于他的《雜興》詩。濟水：源出河南省濟源縣西王屋山，其故道過黃河而南，東流入今山東省境內。河：黃河。周公：姓姬名旦，周武王弟，成王之叔，武王死，成王年幼，周公攝政，管、蔡、霍三叔陷害，制造流言，誣蔑周公要篡位。周公于是避居于東，不問政事。后成王悔悟，迎回周公，三叔懼而叛變，成王命周公征之，遂定東南。

接輿（yú）狂：接輿，傳說是春秋時楚國的一個隱士，他以佯狂避世，故此說“接輿狂”。其真實姓名不可考，因他曾迎著孔子的車而歌，故稱接輿（見《論語·微子》、《莊子·逍遙游》）。輿，本指車廂，亦泛指車。

予：我。出佐潯陽：被貶出京，到江州去做司馬，輔助治事。潯（xún）陽：指江州。隋設九江郡，唐代叫江州或潯陽郡。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。

未屆所任：還未到達任所。屆：到。

暇（xiá）：空閑時間。

綴（zhuì）：撰寫。續其意：謂讀元稹《放言》之意。耳：嘆詞。

辨：一作“辯”。底：啥。

臧（zāng）生：指臧武仲。臧：一作“莊”。防：是武仲的封地。武仲憑借其防地來要挾魯君。武仲：臧孫氏，名紇，官為司寇，在貴族中有“圣人之稱”（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二年》杜氏注：“武仲多知，時人謂之圣”）。詐圣：欺詐圣人。甯（nìng）子：指甯武子。甯：今亦作“寧”。知：同“智”。燔（fán）柴：此用為名詞，指火光。照乘：珠名。殊：異。

　　這組詩是唐憲宗元和十年（815年）白居易在被貶謫去江州（潯陽）途中和元稹的同名組詩之作。元和五年（810年），元稹因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。元稹在江陵期間，寫了五首《放言》詩表示自己的心情。過了五年，詩人被貶為江州司馬。感慨萬千，也寫下《放言五首》詩奉和。

　　予出佐潯陽，未屆所任，舟中多暇，江上獨吟，因綴五篇，以續其意耳。”據序文可知，這是公元815年（唐憲宗元和十年）詩人被貶赴江州途中所作。當年六月，詩人因上疏急請追捕刺殺宰相武元衡的兇手，遭當權者忌恨，被貶為江州司馬。詩題“放言”，就是無所顧忌，暢所欲言。組詩就社會人生的真偽、禍福、貴賤、貧富、生死諸問題縱抒作者的己見，宣泄了對當時朝政的不滿和對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。此詩為第一首，放言政治上的辨偽——略同于近世所謂識別“兩面派”的問題。

　　“朝真暮偽何人辨，古往今來底事無。”底事，何事，指的是朝真暮偽的事。首聯單刀直入地發問：“早晨還裝得儼乎其然，到晚上卻揭穿了是假的，古往今來，什么樣的怪事沒出現過？可有誰預先識破呢？”開頭兩句以反問的句式概括指出：作偽者古今皆有，人莫能辨。

　　“但愛臧生能詐圣，可知寧子解佯愚。”頷聯兩句都是用典。臧生，即春秋時的臧武仲，當時的人稱他為圣人，孔子卻一針見血地斥之為憑實力要挾君主的奸詐之徒。寧子，即寧武子，孔子十分稱道他在亂世中大智若愚的韜晦本領。臧生奸而詐圣，寧子智而佯愚，表面上的作偽差不多，但性質不同。然而可悲的是，世人只愛臧武仲式的假圣人，卻不曉得世間還有寧武子那樣的高賢。

　　“草螢有耀終非火，荷露雖團豈是珠。”頸聯兩句都是比喻，意思是：“草叢間的螢蟲，雖有光亮，可它終究不是火；荷葉上的露水，雖呈球狀，難道那就是珍珠嗎？”然而，它們偏能以閃光、晶瑩的外觀炫人，人們又往往為假象所蒙蔽。

　　“不取燔柴兼照乘，可憐光彩亦何殊。”尾聯緊承頸聯螢火露珠的比喻，明示辨偽的方法。燔柴，語出《禮記·祭法》：“燔柴于泰壇。”這里用作名詞，意為大火。照乘，指明珠。這兩句是說：“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來作比較，又何從判定草螢非火，荷露非珠呢？”這就相當于諺語所說的：“不怕不識貨，就怕貨比貨。”詩人提出對比是辨偽的重要方法。當然，如果昏暗到連燔柴之火、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識，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據。所以，最后詩人才有“不取”、“可憐”的感嘆。

　　這首詩，通篇議論說理，卻不使讀者感到乏味。詩人借助形象，運用比喻，闡明哲理，把抽象的議論，表現為具體的藝術形象了。而且八句四聯之中，五次出現反問句，似疑實斷，以問為答，不僅具有咄咄逼人的氣勢，而且充滿咄咄怪事的感嘆。從頭至尾，“何人”、“底事”、“但愛”、“可知”、“終非”、“豈是”、“不取”、“何殊”，連珠式的運用疑問、反詰、限制、否定等字眼，起伏跌宕，通篇跳蕩著不可遏制的激情，給讀者以骨鯁在喉、一吐為快的感覺。詩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禍，他的辨偽之說并非泛泛而發的宏論，而是對當時黑暗政治的針砭，是為抒發內心憂憤而做的《離騷》式的吶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