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令的高祖父、曾祖父都曾在朝廷任要職，而他父親只當過幾年鄭州管城縣主簿。王令五歲時，母親父親已相繼離世，唯一的姐姐已出嫁，王令遂成孤兒，無所依靠，只得孤身一人隨當時在淮南東路真、揚州當駐泊、巡檢一類低級武官的叔祖父王乙來到揚州，寄居在叔祖父門下長大成人，王令因此而以廣陵人自居。

　　王令七八歲時進書塾讀書。他常是白天與眾學童一起嬉戲，晚上回家獨自讀書，有時通宵達旦而不眠。少年時代的王令，好助人，氣盛放縱，對他人不義行為好當面指責而無所顧忌，眾人都很敬服他。

　　宋仁宗慶歷八年（1048），十六歲的王令跟隨叔祖父的長子越石來到瓜洲（今江蘇揚州南）。次年，王令即離開寄居十年的叔祖父而另立門戶，接回了寡居而難以生存的姐姐及外甥。從此，王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與姐姐相依為命、孤貧流浪的家塾聚學生活。經濟上失去了對叔祖父的依賴，一個三口之家的生活擔子落在了年僅十七歲的王令身上。在瓜洲安家不久，王令便只身到山陽縣某家塾當先生。第二年，又應邀去天長縣一束姓的人家家塾聚學。在這里，王令一共度過了五個春秋。束氏，是王令一生中相交最深的知己之一，他給了孤苦的王令經濟上的支持和感情上的安慰。實際上，束氏二子年齡與王令相當，也有一定的學識。王令《答束孝先》云：“君家兄弟賢，我見始驚夥，文章露光芒，藏蘊包叢脞。關門當自足，何暇更待我？固知仁人心，姑欲恤窮餓。”王令名為先生，實乃伴讀，他也從不以先生自居。王令依靠束氏的幫助，維持著自己與家人的生活。

　　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），朝廷舉行科舉考試，二十一歲的王令不顧眾人的勸說，決然放棄了進取功名的機會。他本希望“生太平世，讀書學古，自少壯期切切以自奮進，裨補當世之萬一”，可現在“不幸窮蹇顛倒，不得比常流”（《壬辰三月二十一日讀李翰林墓銘云少以任俠為事因激素志示杜子長》）。在這以后幾年間，王令從未參加科舉考試。黑暗的社會現實，寄居他人籬下的孤貧生活，使他徒有濟世救民之宏愿，卻又不甘愿“將六尺軀，賤易五羖皮”（《答黃藪富道》），他以為人生只是暫就天地舍，“百歲只如梭過機，安能跼促努筋力，眼穿仰望丹桂枝？”（《快哉行呈諸友兼簡仲美》）就在這一年除夕，在萬家歡笑聲中，王令哭作《送窮文》，敘述自己悲慘的人生，以泄心中苦悶：“自我之生，迄于于今，拘前迫后，失險墮深。舉頭礙天，伸足無地，重上小下，卒莫安置！刻瘠不肥，骨出見皮，冬燠常寒，晝短猶饑……”

　　束氏子女年齡漸長，王令覺得再不辭去空受饋贈有愧，便辭別束氏到高郵聚學。宋仁宗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王安石由舒州通判被召入京，途經高郵，王令投書并贈《南山之田》一詩與王安石以求見，開始了他與王安石的交往。王安石長王令十一歲，在這之前，早與王乙父子相熟，王令也早已敬佩他的人品和文章，王令曾在《與束伯仁手書》中云：“自揚雄以來，蓋未有臨川之學也。”王安石也十分看重王令的為人與才學。在回信中他贊王令“足下之材，浩乎沛然，非某之所能及”、“足下之行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”。從此，兩人書信往來頻繁，成莫逆之交。經王安石的舉薦，當時許多有聲譽的文人學者開始與王令投贈唱和，王令的詩文得以傳抄流通。王令聲譽赫然，便有不少好攀附之徒望風伺候，進譽獻諛，這使清高倔強的王令大為惱火，他在門上大書“紛紛閭巷士，看我復何為？來則令我煩，去則我不思”以絕客。

　　這一年，江淮大鬧蝗災，到處餓殍遍野，滿目凄涼。王令見其景，憤作《夢蝗》詩。

　　次年，王令被高郵知軍邵必強邀為高郵學官，不久便書告邵必：“人固各有志，令志在貧賤，愿閣下憐其有志，全之不強。”辭歸天長束氏。王令重返束氏之家，“去而復來，茍得食以自延”，“而受人之厚賜，無足酬報”而又“迫于莩餓，又不得自引而去，其慚于旦暮不忘”。不求功名的生活信念和生活的貧困，使王令陷于難堪的境地而難以自拔。

　　王令知道，自己不可能靠束氏的憐憫度過一生。于是在二十五歲那年秋天，他辭別束氏，到潤州（今江蘇鎮江市）以求聚徒教授糊口。然在潤州事久未成，又不得不重返瓜洲。

　　從十七八歲開始，王令就獨自一人為養家糊口而四方奔走，飽受了世態炎涼，人情冷暖。他常以孤雁自喻：“萬里常為客，飛飛豈自由？情知稻粱急，莫近網羅求。……哀鳴徒自切，誰謂爾悲愁。”（《雁》）他感嘆“笑面惡肝脾”（《交難贈杜漸》）的險惡人心；他渴望有朝一日，“買田結歸廬，種樹屋四周，子居課桑蠶，我出鞭耕牛，教妻績以筐，使兒餉東疇，坐笑忘歲時，聚首成白頭”（《山陽思歸書寄女兄》）。

　　潤州之行，經濟上無所收獲，虛度一年光陰，這使王令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。雖說王令奉寡姊如嚴父，教孤甥如愛子，可為了大家不致饑寒而死，他不得不決定讓多年來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姐姐再嫁。據封建禮教，婦女在丈夫去世之后，應終身守節，不可再嫁。為了不使自己和姐姐在熟人面前感到羞愧而無地自容，從潤州歸來不久，王令便舉家遷往江陰暨陽。

　　“頹檐斷柱不相締，瓦墜散地梁架虛，門無藩闑戶不閉，時時犬彘入自居。”從王令《暨陽居四首》中的這段描寫，我們可以得知其住房的破敗不堪。房主人可憐他不能自己動手修葺，便替他找來一位泥瓦匠，這位泥瓦匠見王令窮得實在拿不出什么來招待他，便伺機溜之大吉。“家無田食儲，雀鼠非我仇，朝出從人居，詩書講前修”（《暨陽居四首》），王令依舊一貧如洗，依舊靠聚徒教授勉強度日，同時四方借貸，艱難地籌集姐姐再嫁所必需的資金。

　　姐姐出嫁了，王令又成孤身一人。孤獨、貧窮與時發時愈的腳氣病糾纏著他，使他精神頹喪，難以振作。深夜，他常獨對搖曳的燭火，顧影自嘆，淚滴滿襟。他感嘆自己“趨坐迷夷涂，失城陷深塹，病拙未為療，膏肓不容砭。無家可容歸，有灶外斷掭”（《夜坐》）。他希望能早日與親人一起蓋棺而去，結束苦難的命運。

　　在這以后的凄苦生活中，唯一給他帶來安慰的是在王安石的關心與努力下，他終于娶親成家。還是在十八歲時，王令就曾書告姐姐“吾將亦娶婦，力以石臼未”，然而奉寡姊，育孤甥，顛沛流離的生活使他難以如愿。王令二十六歲在潤州之時，王安石就多次修書給舅舅吳蕡，力薦王令，以求吳蕡之女能與王令成婚。嘉祐三年，王令前往吳蕡所任地蘄州蘄春縣（今湖北蘄春縣）迎親，于十一月歸暨陽，十二月，又“以生用之窘”而應人之邀到常州聚徒講學。

　　迎親而歸，次年妻子有孕，這給王令孤寂貧困的生活帶來了一點安慰與甜蜜。然而，此時他的腳氣病越來越劇。疾病迫使他臥床難起，“足疾之余，心虛善忘，恍惚無聊”（《與王介甫書》）。嘉祐四年（1059）六月初二，年僅二十八歲的王令便在貧病交加之中離世而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