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人評陶，統(tǒng)歸于平淡，又謂“凡作清淡古詩，須有沉至之語，樸實之理，以為文骨，乃可不朽”（施補華《峴傭說詩》）。陶淵明生于玄言詩盛行百年之久的東晉時代，“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”乃詩壇風尚，故以理為骨，臻于平淡皆不為難，其可貴處倒在淡而不枯，質(zhì)而實綺，能在真率曠達的情意中化入淵深樸茂的哲理，從田園耕鑿的憂勤里討出人生天然的樂趣。讀陶詩《移居二首》其二，即可知此意。

　　全詩以自在之筆寫自得之樂，將日常生活中鄰里過從的瑣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。首二句“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”，暗承第一首結(jié)尾“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”而來，篇斷意連，接得巧妙自然。此處以“春秋”二字發(fā)端，概括全篇，說明詩中所敘并非“發(fā)真趣于偶爾”（謝榛《四溟詩話》），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樂趣。每遇風和日麗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，登高賦詩，一快胸襟，歷來為文人引為風雅勝事。對陶淵明來說，在柴桑火災之后，新遷南村，有此登臨勝地，更覺欣慰自得。登高不僅是在春秋佳日，還必須是在農(nóng)務暇日，春種秋獲，正是大忙季節(jié)，忙里偷閑，登高賦詩，個中趣味決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領略，何況還有同村的“素心人”可與共賞新詩。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興，在此詩中便有不同尋常的意義。這兩句用意頗深卻如不經(jīng)意道出，雖無一字刻劃景物，而風光之清靡高爽，足堪玩賞，詩人之神情超曠，也如在眼前。

　　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賦詩之樂以外，更有與鄰人過從招飲之樂：這兩句與前事并不連屬，但若作斟酒品詩理解，四句之間又似可承接。過門輒呼，無須士大夫之間拜會邀請的虛禮，態(tài)度村野，更覺來往的隨便。大呼小叫，毫不顧忌言談舉止的風度，語氣粗樸，反見情意的真率。“相呼”之意可能是指鄰人有酒，特意過門招飲詩人；也可能是詩人有酒招飲鄰人，或鄰人時來串門，恰遇詩人有酒便一起斟酌，共賞新詩。杜甫說：“肯與鄰翁相對飲，隔籬呼取盡余杯。”（《客至》）“叫婦開大瓶，盆中為吾取。……指揮過無禮，未覺村野丑。”（《遭田父泥飲》）諸般境界，在陶詩這兩句中皆可體味，所以愈覺含蓄不盡。

　　當然，人們也不是終日飲酒游樂，平時各自忙于農(nóng)務，有閑時聚在一起才覺得興味無窮：“相思輒披衣，言笑無厭時。”有酒便互相招飲，有事則各自歸去，在這個小小的南村，人與人的關(guān)系非常實在，非常真誠。“各自歸”本來指農(nóng)忙時各自在家耕作，但又與上句飲酒之事字面相連，句意相屬，給人以酒后散去、自忙農(nóng)務的印象。這就像前四句一樣，利用句子之間若有若無的連貫，從時間的先后承續(xù)以及詩意的內(nèi)在聯(lián)系兩方面，輕巧自如地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瑣事融成了整體。這句既頂住上句招飲之事，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。忙時歸去，閑時相思，相思復又聚首，似與過門相呼意義重復，造成一個回環(huán)，“相思則披衣”又有意用民歌常見的頂針格，強調(diào)了這一重復，使筆意由于音節(jié)的復沓而更加流暢自如。這種往復不已的章法在漢詩中較常見，如《蘇武詩》、《古詩十九首·西北有高樓》、《古詩十九首·行行重行行》等，多因重疊回環(huán)、曲盡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嘆的韻味。陶淵明不用章法的復疊，而僅憑意思的回環(huán)形成往復不已的情韻，正是其取法漢人而又富有獨創(chuàng)之處。何況此處還不是簡單的重復，而是詩意的深化。過門招飲，僅見其情意的真率，閑時相思，才見其友情的深摯。披衣而起，可見即使已經(jīng)睡下，也無礙于隨時相招，相見之后，談笑起來沒完沒了，又使詩意更進一層。如果說過門輒呼是從地鄰關(guān)系表明詩人與村人的來往無須受虛禮的限制，那么披衣而起、言笑無厭則表明他們的相聚在時間上也不受俗態(tài)的拘束。所以，將詩人與鄰人之間純樸的情誼寫到極至，也就將摒絕虛偽和矯飾的自然之樂傾瀉無余。此際詩情已達高潮，再引出“此理將不勝，無為忽去茲”的感嘆，便極其自然了。這兩句扣住移居的題目，寫出在此久居的愿望，也是對上文所述過從之樂的總結(jié)。不言“此樂”，而說“此理”，是因為樂中有理，由任情適意的樂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。從表面上看，這種快然自足的樂趣所體現(xiàn)的自然之理與東晉一般貴族士大夫的玄學自然觀沒有什么兩樣。王羲之在《蘭亭集序》中說：“夫人之相與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諸懷抱，晤言一室之內(nèi)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雖趣舍萬殊，靜躁不同，當其欣于所遇，暫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將至。”似乎也可以用來解釋陶淵明《移居二首》其二中的真趣所在。但同是“人之相與”、“欣于所遇”之樂，其實質(zhì)內(nèi)容和表現(xiàn)方式大不相同。東晉士族自恃閥閱高貴，社會地位優(yōu)越，每日服食養(yǎng)生，清談玄理，宴集聚會所相與之人，都是貴族世家，一時名流；游山玩水所暫得之樂，亦不過是無所事事，自命風雅；他們所寄托的玄理，雖似高深莫測，其實只是空虛放浪的寄生哲學而已。陶淵明的自然觀雖然仍以玄學為外殼，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脫離虛偽污濁的塵網(wǎng)，將田園當作返樸歸真的樂土；他所相與之人是淳樸勤勞的農(nóng)夫和志趣相投的鄰里；他所寄托的玄理，樸實明快，是他在親自參加農(nóng)業(yè)勞動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諦。所以，此詩末二句“忽跟農(nóng)務，以衣食當勤力耕收住，蓋第耽相樂，本易務荒，樂何能久，以此自警，意始周匝無弊，而用筆則矯變異常”（張玉谷《古詩賞析》）。結(jié)尾點明自然之樂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，這是陶淵明自然觀的核心。“人生歸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孰是都不營，而以求自安？”（《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》）詩人認為人生只有以生產(chǎn)勞動、自營衣食為根本，才能欣賞恬靜的自然風光，享受純真的人間情誼，并從中領悟最高的玄理——自然之道。這種主張力耕的“自然有為論”與東晉士族好逸惡勞的“自然無為論”是針鋒相對的，它是陶淵明用小生產(chǎn)者樸素唯物的世界觀批判改造士族玄學的產(chǎn)物。此詩以樂發(fā)端，以勤收尾，中間又穿插以農(nóng)務，雖是以寫樂為主，而終以勘為根本，章法與詩意相得益彰，但見筆力矯變而不見運斧之跡。全篇羅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，以任情適意的自然之樂貫串一氣，言情切事，若離若合，起落無跡，斷續(xù)無端，文氣暢達自如而用意宛轉(zhuǎn)深厚，所以看似平淡散緩而實極天然渾成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作詩以理為骨固佳，其尤貴者當善于在情中化理。晉宋之交，玄風大熾，一般詩人都能談理。山水詩中的談玄說理成份多為后人所訾議，而產(chǎn)生于同時的陶淵明田園詩中亦有不少談理之作，卻博得了盛譽。原因就在剛剛脫離玄言詩的山水詩多以自然證理，理贅于辭；而陶詩則能以情化理，理入于情，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筆墨之外，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。這種從容自然的境界，為后人樹立了很高的藝術(shù)標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