漁父

　　關于《漁父》的作者，歷來說法不一。最早認定為屈原作的，是東漢王逸的《楚辭章句》。《楚辭章旬》是在西漢末年劉向編的《楚辭》的基礎上作注。在《楚辭》中，《漁父》已作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。據此，則認定屈原作《漁父》，又可上推至劉向時。后世認同屈原作《漁父》，影響較大的有南朝梁代蕭統編的《昭明文選》和南宋朱熹的《楚辭集注》。但此說漏洞頗多。從外證來說，司馬遷在《史記·屈賈列傳》中引述《漁父》文字時，只是作為行文的一部分，而并非作為屈原的原作轉引。王逸《楚辭章句》在明確指出“《漁父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”之后，又說“楚人思念屈原，因敘其辭以相傳焉”，則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“楚人”。從內證來說，《漁父》中的屈原表示“寧赴湘流，葬于江魚之腹中”，以下當是赴湘自沉的一幕，似不可能再有心緒用輕松的筆調續寫“莞爾而笑”的漁父。何況全文采用第三人稱，亦與屈原作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。故近人一般都認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。郭沫若說：“《漁父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。”(《屈原賦今譯》)按之作品的實際，這一推斷還是比較可信的。

　　在第一部分中，屈原開始露面。文章交待了故事發生的背景、環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況。時間是在“既放”之后，即屈原因堅持愛國的政治主張遭到楚頃襄王的放逐之后；地點是在“江潭”、“澤畔”，從下文“寧赴湘流”四字看來，當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間的某一江邊、澤畔；其時屈原的情況是正心事重重，一邊走一邊口中念念有詞。文中以“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”八字活畫出屈原英雄末路、心力交瘁、形銷骨立的外在形象。

　　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體。在這部分中，漁父上場，并開始了與屈原的問答。對漁父不作外形的描述，而是直接寫出他心中的兩個疑問。一問屈原的身份：“子非三閭大夫與？”屈原曾任楚國的三閭大夫(官名)，顯然漁父認出了屈原，便用反問以認定身份。第二問才是問話的重點所在：“何故至于斯？”落魄到這地步，當是漁父所沒有料想到的。由此一問，引出屈原的答話，并進而展開彼此間的思想交鋒。屈原說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“舉世皆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”，即自己與眾不同，獨來獨往，不茍合，不妥協。由此引出漁父的進一步的議論。針對屈原的自是、自信，漁父提出，應該學習“圣人不凝滯于物，而能與世推移”的榜樣，并以三個反問句啟發屈原“淈泥揚波”、“哺糟歠釃”，走一條與世浮沉、遠害全身的自我保護的道路。他認為屈原不必要“深思高舉”，從思想到行為無不高標獨立，以致為自己招來流放之禍。漁父是一位隱者，是道家思想的忠實信徒。老子說：“和其光，同其塵。”(《老子》)莊子說：“虛而委蛇。”(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，后世成語作“虛與委蛇”)漁父所取的人生哲學、處世態度，正是從老莊那里繼承過來的。他所標舉的“圣人”，指的正是老、莊一類人物。儒家的大圣人則說：“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”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堅持“蘇世獨立，橫而不流”(《九歌·橘頌》)的高尚人格的屈原，對于漁父的“忠告”當然是格格不入的。他義正辭嚴地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、主張。他以“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”的兩個淺近、形象的比喻，說明自己潔身自好、決不同流合污的態度。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兩個反問句，表明了自己“寧赴湘流”，不惜犧牲性命也要堅持自己的理想。屈原在《離騷》中就曾旗幟鮮明地表示過：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!”“既莫足與為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!”《漁父》中的屈原，正是這樣一個始終不渝地堅持理想、不惜舍生取義的生活中的強者。司馬遷將《漁父》的文字作為史料載入屈原的傳記中，當也是有見于所寫內容的真實性，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貫之的思想性格的。

　　全文的最后一部分，筆墨集中在漁父一人身上。聽了屈原的再次回答，漁父“莞爾而笑”，不再答理屈原，兀自唱起“滄浪之水清兮”的歌，“鼓枻而去”。這部分對漁父的描寫十分傳神。屈原不聽他的忠告，他不慍不怒，不強人所難，以隱者的超然姿態心平氣和地與屈原分道揚鑣。他唱的歌，后人稱之為《漁父歌》(宋人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第八十三卷將此歌作為《漁父歌》的“古辭”收入)，也《滄浪歌》或《孺子歌》。歌詞以“水清”與“水濁”比喻世道的清明與黑暗。所謂水清可以洗帽纓、水濁可以洗腳，大意仍然是上文“圣人不凝滯于物，而能與世推移”的意思，這是漁父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的一種較為形象化的說法。

　　最后這一部分，不見于《史記》屈原本傳中。從全篇結構來說，這一部分卻是不可或缺的：它進一步渲染了漁父的形象；漁父無言而別、唱歌遠去的結尾，也使全文獲得了悠遠的情韻。不少研究者認為《漁父》這篇作品是歌頌屈原的。但從全文的描寫、尤其是從這一結尾中，似乎很難看出作者有專門褒美屈原、貶抑漁父的意思。《漁父》的價值在于相當準確地寫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，而與此同時，還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隱者形象。后世眾多詩賦詞曲作品中吟嘯煙霞的漁釣隱者形象，從文學上溯源，都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楚辭中的這篇《漁父》。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對屈原與漁父的感情傾向孰輕孰重，倒不妨認為他比較傾向于作為隱者典型的漁父。

　　《漁父》是一篇可讀性很強的優美的散文。開頭寫屈原，結尾寫漁父，都著墨不多而十分傳神；中間采用對話體，多用比喻、反問，生動、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。從文體的角度看，在楚辭中，唯有此文、《卜居》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問答體，與后來的漢賦的寫法已比較接近。前人說漢賦“受命于詩人，拓宇于楚辭”(劉勰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)，在文體演變史上，《漁父》無疑是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的。